《我的奋斗》:充满争议的再版

翻译:Marcel Lui, Haoran Lian

2016年,阿道夫希特勒的着作进入了公有领域。根据着作权法,这本书从此能够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再版。在法国,费亚出版社(les éditions Fayard)定于2018年再版。

《我的奋斗》在希特勒时代售出一千两百万本,并在其作者的自杀和第三帝国的崩溃後继续其出版之路。一直到1980年代末,他成为病态好奇心丶迷醉和惊骇的对象。它是独裁者的模范,也是潜在恐怖分子的床头读物。 大众後来通过(秘密)贩卖其存货的出版商或网路连接上简单的点击得以获得这本书。

不断的再版(图片来源:Louison Bojuc)

法文版

《我的奋斗》曾被希特勒本人禁止在法国出版——他在他对邻国的憎恨上毫不掩饰。然而,新拉丁出版社(les 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在1934年出版了这本书的完整法文译本。出版社总编辑被检控,书籍发售被禁止。但是,这本书还是在人们私下里流转。1938年,读者可以获得另一个由费亚出版社出版的译本,但是这个版本经过删减,并且缩减了将希特勒塑造爲欧洲的和平维护者的部分。
战後时期是一个记忆问题的敏感化同反闪族主义与亵渎纪念物的行爲攀升之间的矛盾的时期。很多书店建议将《我的奋斗》摆在摆放有某些伪造也因而是非法的书籍的书架上。新拉丁出版社和相关的商场被反反闪族主义联盟(Ligue contre l’antisémitisme)告上了法庭,并被巴黎大法庭(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判处罚金。至於这本书本身,则被要求停止发售。但是,考虑到这本书独特的性质,裁判庭做出了一个例外决定,宣判这本书的发售 “可以被再度允许,只要在首页上插入(如下规定的文本)”,包括1972年关於抗击种族主义的法律文本丶就此事的判决及纽伦堡审判的节选文本。

应该再版《我的奋斗》吗?

很多为《我的奋斗》的出版和最新版辩护的人从教育学的角度给出了论点。这个论点首先来源於公众记忆中有教育意义的一个忧虑。公众应被正式地告诫展现在其面前的内容。其目的在於使这些内容变得不再神秘,而将之重新置於1930年代的环境中。对批评者而言,这代表一种历史编写上的倒退,是一种对种族仇恨复兴的助推,也是仇外的恶化。甚至是对那些或直接或因亲近的人而遭受了希特勒主义迫害的人的侮辱。他们中很多是历史学家,认爲购买《我的奋斗》意在一种因持有 “恶之物” 而产生的快感。因为尽管希特勒的这本书去年在莱茵河之外非常畅销,这本书读起来却是相当漫长且难以消化的。

「读者警告」,图片来源Louison Bojuc

直到2015年,《我的奋斗》唯一合法版本由新拉丁出版社出版。其开头几个词是 “读者警告” :八页的司法档和第三帝国时期对少数群体迫害的历史。自从这本书进入公有领域後,没有什麽要求出版社保留这个导读了。

费亚出版社:2018年的再版

法国的费亚出版社在用其新版本冒险。新版为修正1934年版本的错误而重新翻译,并且附有一群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撰写的批评材料。这是一个准备了多年的计划。出版社在2016年宣布了其实际出版。但是,这次再版引来了如此大的争议,以致於被指控为商业投机的编辑不断将活动延期。一些政治人物比如梅朗雄将这场曾局限於学术圈的论辩推进了公共空间: “都已经有勒庞了,别再有《我的奋斗》了!” 这位 “不屈法国” 的领导,在整个选战中,光是看到书名,就觉得被冒犯了。

新版定於2018年面世。尽管我们提出了请求,费亚出版社未回答我们的问题,并拒绝了采访。

超越欧洲的成功

倾向民族主义和至上主义的国家受这本书啓发之後将其套用於本国地方的敌人,比如在印度或土耳其——《我的奋斗》在後者的发行量是世界最高的。这本书有时甚至是管理学或个体心理学的课本,尤其是在北美的一些学校里。在日本,《我的奋斗》被改编成漫画和连环画出版,这些新纳粹出版物诱导年轻人反对现时社会。畅销作品丶极端主义者的旗舰套件丶专业课本……希特勒不止在欧洲创造了自己的追随者。

对《我的奋斗》该怎麽办?

《我的奋斗》可能会像一个催化剂一样出现:一个对强烈扩散的仇恨的回应。2015年,当欧洲面对难民危机时,英国《每日邮报》的网友就引用了该书有关犹太人的片段,并替换以移民以显示仇恨言论已正常化至何等地步。

但是,我们应如何对待《我的奋斗》和那些反闪族以及煽动要令某些民族屈服的书籍?在互联网时代,对书籍出版进行审查看起来会是可笑的。领导一个教育和教学性的计划因而看起来更恰当。允许这些书籍在互联网上自由流传,而没有将之放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中,这可能会比带解释的新版更糟糕。因而,让《我的奋斗》继续销售而将收入交还旨在预防性和提高意识的组织会更有益。或者,将之唯一地局限於一个科学性的任务,只能以非常受限的方式在綫取得,而不能通过书本。2013年,国际反对种族主义与反闪族主义联盟对阿兰索拉(Alain Soral)出版的五本书下了针对反闪族主义的禁止令。这五本书是保罗-埃里克布兰吕(Paul-Eric Blanrue)的《反犹丶反犹太教丶反犹太复国主义谈话选》丶爱德华德鲁蒙(Edouard Drumont)的《犹太法国》丶雷昂布洛伊德(Leon Bloyd)的《犹太问候》丶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国际犹太人》和道格拉斯里德(Douglas Reed)的《锡安争议》。尽管存在禁令,索拉先生的仰慕者还从未有2018年的这麽多。

「纳粹的抽屉底」

围绕《我的奋斗》的重版的争议揭露了,增多的种族主义和反闪族主义出版物遇到一个越来越庞大的读者群,而这涉及到受支撑的想法的平庸化和对堕落作者的名誉恢复。2006年,纳粹宣传头目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分数卷由Tallandier出版社出版。2014年, “刽子手” 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他的妻子之间的信件被向公衆开放。一年之後,法国法西斯分子吕西安勒巴特(Lucien Rebatet)的代表作《残骸》由出版商罗贝拉枫(Robert Laffont)出版。前第三帝国部长阿弗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日记则由弗朗马良Flammarion出版。2018年初,路易-斐迪南西林(Louis-Ferdinand Celine)的那些令人愤慨的文字被宣布会被再版,引发了很大的抗议。

历史学家安德烈卢埃(Andre Loez)感到遗憾,人们今天捞钱捞到了「纳粹的抽屉底」里去——那些Zemmour丶Soral或可能Dieudonne,以及世界极右可能会伸手进去从中刮钱的抽屉。

《我的奋斗》和它的拥趸们永远不会停止困扰关於过往的回忆,也不会停止啓发死亡与毁灭的冲动。未来会告诉我们费亚是否会决定往这深渊里跳。

封面图片来源:Phalinn 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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